四、妇产科
秦汉时期,妇产科有很大进步。有关妇女经、带、胎、产、杂病的基本医疗知识已初步形成,建立了中医妇产科学辩证论治将证医疗方法的基础。
《汉书·艺文志》记有《妇人婴儿方》19卷,是最早的妇产科文献。惜已佚,但由此可知当时妇产科已有专门著作。
西汉初期,宫廷中出现了专职妇产科医生,称女医或乳医,专为皇太后和皇后少数权贵人物服务。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女医淳于衍,……尝入宫,侍皇后疾。”淳于氏曾与霍光夫人共谋,乘她给许皇后接生之机,投毒药杀害了许皇后。《汉书·霍光传》称:“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颜师古说:“乳医,视产乳之疾者。”淳于衍是我国最早的专职妇产科医生。
淳于意“诊籍”有妇产科病案2例。一例为闭经: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背痛,寒热,脉象肾脉啬,其来坚难,肝脉弦,诊断为“内寒月事不下。”分析其病因,“得之于欲男子而不可得也。”经用药治疗,很快痊愈。另一例为难产:“怀子而不乳(产难),”以酒服莨菪一撮,胎下。复诊时,脉躁,服硝石一剂,瘀血下如豆大五、六枚,病愈。这是我国记载最早的妇产科医案,已体现了妇产科辩证论治的基本精神。
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著《金匮要略》专列妇人病证治三篇,分为妊娠病、产后病、杂病三类进行论述。妊娠病篇中首先论述了妊娠的早期诊断,论证中说:“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于法六十日,桂枝汤主之,当有此证。”指出了妊娠60日可出现的脉证。关于妊娠病,着重讨论了妊娠呕吐、妊娠腹痛、妊娠下血、妊娠水肿、妊娠小便难及半产(小产)等妊娠期间的常发病,而且首创了许多治疗妊娠病的有效方剂,如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治疗妊娠腹痛的当归芍药散;治疗妊娠水肿的葵子茯苓散。至于孕妇安胎服用的方药,则首应辨明证之寒热,方可选用。湿热最易损伤胎气,可常服当归散。由寒湿所致的胎不安则用白术散。
关于产后病,首先提出了新产妇常见的三大病证,即产后发痉、产后郁冒(虚脱)、产后大便难,并指出此三大病证的发生原因基本相同,都是由于产后失血、伤津所致。这一观点对产后疾病的辨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治疗产后下利,用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中白头翁汤止痢,加阿胶、甘草养阴补虚。治疗产后腹痛,如辨证虚寒的,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气结的,用枳实芍药散;血瘀的,用下瘀血汤。辨证有虚有实,虚实夹杂,治则有攻有补,攻补兼施。
在妇女杂病中,首次提出了妇科病的成因,主要有三种,即虚、积冷、结气。这对后来妇科关于温补、行气、攻积治疗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杂病中,除了分别讨论痛经、经闭、陷经漏下等月经病和带下病外,并记有脏躁(妇女精神病)以及阴疮、阴吹等病。而且结合辨证论治的原则、首创了多种妇产科常用的著名方剂。
华佗,在妇产科学诊疗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三国志·华佗传》和《后汉书·华佗传》都记载了他诊治死胎的病案。例如:
“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曰:伤娠而胎不出。将军言:闻实伤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佗舍去。妇稍力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此脉故是有胎,前当主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备,色黑,长可尺许。”
据上述病案可知华佗已能应用切脉和腹部触诊的方法诊断死胎。采用汤药,或针刺的方法进行治疗,或针药并用,使死胎产下;甚至使用探查方法,完整的取出死胎。反映了公元2世纪我国对死胎诊断治疗的高超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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