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骨伤科
两宋时期,太医局始设疮肿兼折疡科,骨伤科正式与外科疮肿并列为医学一门分科。随着这一时期解剖学的发展,骨伤科理论和临床诊疗均有较大发展。
(一)创伤骨科解剖生理的进步
两宋时期由于对人体骨骼系统解剖、生理认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对骨创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圣济总录》在“针灸门”记录了长干骨相扁状骨骨髓的多少,在“伤折门”中,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四肢的运动功能,必须依靠筋肉和骨骼的“联结缠固”,如果丧失这种正常的“联续缠固”,就会丧失功能。公元1247年,宋慧在《洗冤集录》里,记录了人体骨骼系统的结构,并对人体的主要关节,上下骨的关系,脊椎骨、尺桡骨、胫腓骨、膝关节,包括半月板等构造,都有了较实际的描写。解剖学知识的进步,指导了骨折脱位的诊断和治疗。
(二)创伤骨科诊断学的进步
检查及危重创伤的诊断,此期也有较明显的进步,据《洗冤集录》论述,宋代对创伤的检查诊断,已注意致伤外力的大小、方向及致伤的部位、局部组织的变化、血肿情况和肢体功能等,以辨别伤情轻重。上述验伤经验源于临床医学和法医学检验经验的积累,对骨伤科创伤之检查诊断有着重要的价值。例如受伤局部血肿的颜色、范围、形状、出血与否,即可判断受伤暴力的大小及伤情的轻重。
(三)创伤骨科治疗学的进步
危重创伤的救治,《洗冤集录》除了介绍张仲景的人工呼吸法外,还推荐葱白炒热敷伤处的止痛法;用半夏末、皂角末吹鼻或生姜汁、韭汁灌服,灸肚脐、或酒调苏合香丸灌治“五绝及堕打卒死”、“若心下温”、“若肉未冷”者等急救技术,此外,在手法、手术治疗上也有很大进步,例如开放性创伤的治法。宋代的早期处理,仍沿用隋、唐清创方法,剔除异物等,强调:“要在血气未寒,急施治法”,用桑白皮尖茸为线,或用麻线缝合伤口(见《圣济总录》金疮门),并皆主张用盐水洗净,或烧葱汁涂伤口然后涂贴药物。关于感染创口则注意到辨证论冶,如采取“淋渫”洗疮法以祛秽解毒,用刀剪清除坏死组织,用活血药物以生肌收口等等,并逐步发展了内外并治、辨证论治等理论指导,对于骨折、脱臼的复位、固定技术更有较大的进步。《圣济总录·伤折门》对骨折脱臼的治疗,已认识到首要目的是恢复原来的解剖关系,称为“接筋续骨”,当手法正骨不能恢复到解剖位置时,强调切开复位法,由于宋代麻醉技术的进步,外科手术水平与器械已有针、线、刀(柳叶刀、钩刀)、镊、剪、凿、钳,锥、锤等,均已取得进步,在复杂骨折的切开复位技术,也取得了发展,特别宋代随军医生,已运用了切开复位与凿除死骨治疗粉碎性骨折等。还必须指出,创伤方药疗法是我国骨伤治疗技术的一大特长。例如:淋、熨、帖熁膏摩的外治法在宋代也取得长足进步《太平圣惠方》记载11首淋、浴、帖熁(音协,火迫之意)、膏摩的方剂,选用药物除宋以前历代使用的桂、附、辛、椒、姜、芎、归、芷之外,还选用了白矾、接骨草、葱白、五加皮、桑白皮、松节、樟木节等,制成洗剂,称为淋洗方,治跌伤瘀血作痛;伤筋折骨,或久损腰膝,关节疼痛等症均有着肯定的作用。同时,治疗创伤的三大原则,即活血化瘀,养血舒筋和培元补肾(或称健脾补肝肾),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又经过广泛实践,在创伤治疗上得到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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