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学

我国近代医学寄生虫学大约起始于1870年，首先是由一些供职我国海关的外国医生，借助他们的特权在我国一些城市、农村开始了寄生虫病流行情况的调查。我国的寄生虫学工作者是在1921年后才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到1934年中国动物学会成立之时，在寄生虫学及寄生虫病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原虫方面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对危害人类健康较大的原虫性疾病，如疟疾、黑热病、阿米巴病等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

疟原虫：疟原虫所引起的疟疾是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严重的寄生虫病之一，在我国长江以南流行尤为严重。本世纪30年代许多学者对各地区人群进行了广泛调查，对发病季节及疟疾的种类进行了分析。这些调查结果显示了三种疟原虫在全国的分布轮廓。

1935年胡梅基报告了上海高桥地区疟疾的季节分布与中华按蚊密度间的关系。此外，冯兰洲等还对疟疾的传播媒介的确定、对一些按蚊在疟疾传播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1936年姚永政等证实盛行于我国西南各省山岭区域的所谓“瘴气”实际上就是恶性疟疾。1941年姚永政与吴征鉴在昆明首次证实卵形疟原虫在我国的存在。

在旧中国，尽管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过一些“点”的调查研究，在云南省曾设立了疟疾防治所，进行小范围的防治工作，但全面的抗疟工作在当时无法开展，据估计每年疟疾患者至少3000万以上，病死率约为15%。

黑热病：黑热病也是我国重要的原虫病之一，流行于长江以北，主要在黄河流域。1904年Marchand与Ledingham报告的由青岛回国的德国籍患者为在我国发现的第一例患者，随后许多学者相继在许多地方发现了黑热病患者，从而初步肯定了当时我国18省有黑热病流行。关于黑热病的传播问题，我国学者等根据一系列调查研究，证明中华白蛉为我黑热病的主要传播媒介。

溶组织内阿米巴：由溶组织内阿米巴所引起的阿米巴病也引起当时许多学者的注意，并在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调查。1943年卢婉卿及冯兰洲以实验方法证明蝇在传播阿米巴病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除最常见的阿米巴痢疾外，还报道了有关阿米巴肝脓肿、肺脓肿以及皮肤、生殖器与泌尿器阿米巴病的许多病例。

张孝骞等用乙状结肠镜诊断阿米巴痢疾。认为方法简便可靠。钟惠澜等用碘油空气造影诊断阿米巴肝脓肿可显示脓肿形状与位置。刘效良及吴执中用中药鸦胆子治疗急、慢性阿米巴痢疾均获满意效果。

二、蠕虫方面的研究

日本血吸虫：1905年Logan在湖南常德县的一例下痢患者的粪便中检出了日本血吸虫卵。差不多同时，一位英国医师在解剖一例福建籍华侨的尸体时，在其肠系膜血管中发现了日本血吸虫雌、雄成虫，从而用现代医学手段科学地证实我国有日本血吸虫病的流行。

早在20年代对日本血吸虫在我国的危害性已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因此在不少地方，如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西、云南、广东等部分流行区开展了小规模调查，至1949年，血吸虫在我国地区分布的轮廓已被初步确定。1949年以前，对我国日本血吸虫中间宿主，已证实并确定其种名者有6种，分别属于3个螺属。此外，陈方之、甘怀杰、姚永政、李赋京等对钉螺的地理分布、感染率、感染强度以及生态习性进行了观察，并开展了灭螺试验。

肺吸虫：1880年，曼松在厦门于一福州籍病人痰中查见并殖吸虫卵，但直到1930年应元岳在浙江绍兴兰亭发现两例并殖吸虫病人，才最终确定肺吸虫病也存在于我国。此后我国学者对该病的流行病学、病源学及地理分布等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发现了新种。1934年，吴光、屈荫杰等在浙江绍兴的蟹体内发现并殖吸虫囊蚴；1942年Asada证实在东北地区的三种喇蛄有并殖吸虫囊蚴感染，从而确定了石蟹与喇蛄为我国肺吸虫病的传播媒介，浙江和东北为我国肺吸虫病的流行区。

与此同时，陈心陶在广州怡乐村发现一新种，命名为怡乐村并殖吸虫。1940年唐仲璋在福建发现两种并殖吸虫，一种定名为林氏并殖吸虫，另一为感染啮齿动物之并殖吸虫，并分别在螺及蟹的体内发现了相应的幼虫。

丝虫：近代医学文献中有关我国丝虫病的记载始于1871年，在海关和教会医院工作的外国医生，先后记述了我国丝虫病的发现与感染情况。1878年Manson在厦门首次证实蚊子为班氏丝虫的中间宿主及传播媒介。

1926年以后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丝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冯兰洲于1931年在厦门除发现班氏丝虫外，又查到了马来丝虫，从而证明我国存在着两种丝虫，并于1933年对这两种丝虫的鉴别要点作了描述，确定中华按蚊是当地马来丝虫的主要传播媒介，并对马来丝虫的幼虫在中华按蚊体内的发育情况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但在当时条件下，调查工作多局限于交通方便的城市及其近郊，因此到解放前夕，我国对丝虫病的了解很少。至于防治工作则无人过问。

钩虫：钩虫病在我国的分布虽为广泛，据当时报道，我国学者在辽东省7市、北京、山东济南、河南焦作煤矿区、南京、南通、上海、浙江萧山、湖北、四川、福建闽南、江西萍乡煤矿区、湖南、海南岛、广西宾阳、云南昆明等地的调查中均发现有钩虫病患者，可见钩虫病在我国分布甚为广泛。

其它蠕虫：许多学者，先后在全国许多地方，通过对不同人群、患者的粪便检查或尸体解剖，进行了肠道蠕虫病的调查，证实还存在其它肠道蛹虫，如：华枝睾吸虫当时已自南到北、由东到西做了较广泛的流行病学调查，并对广州一带华技睾吸虫感染率高的因素作了调查分析，并就其引起的合并症，如胆囊炎、阻塞性黄疸、肝硬化及与肝癌的关系均作了观察报道。关于布氏姜片吸虫的分布，当时已知达10省之多，唯各地分布明显不均，呈散发状。当时我国学者指出人体囊尾蚴病在我国并非罕见，而且自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由于囊尾蚴可在脑内寄生，因而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的百分率很高，所以对猪肉绦虫在我国的严重性不应忽视。关于蛔虫引起的各种合并症，如胆道蛔虫症、急性出血性胰腺炎等也有许多报道。

三、医学节肢动物方面的研究

医学节肢动物方面的研究以蚊子、白蛉、蝇类及跳蚤等为主要调查对象，其中蚊子的调查做得比较多，包括地域分布及各种类的调查，按蚊种类检索表的编制，生活史与生态研究以及与疟疾和丝虫病的关系等。在解放前已知的按蚊有41种、库蚁33种、伊蚊40种，并初步确定可能作为疟疾传播媒介者，根据实验与流行病学观点看计有12种按蚊，其中重要的有4种。传播丝虫病的蚊种，根据实验结果计有10种，其中主要的有致乏库蚊，尖音库蚊与中华按蚊三种，并早在1940年根据南京地区的材料对中华按蚊的三个种型提出了初步分析。对白蛉的调查研究也进行了不少，到解放前夕已知我国有白蛉17种之多，其中10种系新种。1940年姚永政与吴征鉴总结了我国白蛉的地域分布，编制了白蛉种别检索表，而且初步证明中华白蛉可以作为黑热病的传播媒介。对于蝇类的研究也作了一些工作。对跳蚤的调查早在清末鼠疫盛行期间业已开始，故积累了不少资料，到了1936年及1938年总结了全国蚤类共75种，到1940年达到96种之多。1949年前螨类研究基本上是个空白。

四、寄生虫学的教学和研究

在全国的医学院校中虽都开设寄生虫学课程，但在最初多设在病理或微生物课程中讲授，唯条件较好的院校，如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成立时就设立了独立的寄生虫学研究室。1929年国民政府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1935年公布了大学医学院及医科暂行课目表，规定学制6年，寄生虫学课程总时数为96学时。当时没有医学寄生虫学专门教材，多数情况下教师讲，学生记笔记，有时发点油印讲义，参考书多为外文原版书。

我国第一所寄生虫研究机构是1928年8月由洪式闾在杭州创办的“杭州热带病研究所”。1932年国民政府在卫生署下设“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其中设有寄生虫学系。实验处开展了对疟疾、血吸虫病、黑热病等寄生虫病的调查与防治，并成立各级相应机构，如：黑热病防治处，云南省疟疾研究所、江西卫生实验所。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没有寄生虫学专业刊物，当时的研究成果及调查报告分别刊登在各类期刊上。寄生虫学专业书籍，自上世纪末至民国年间，官方出版机构未曾刊印过有关图书，少数有关著述多由商务等少数几家规模较大的民营出版企业印制出版。1916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大会期间，曾展出《寄生虫病流行》，民国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与寄生虫学有关图书有：谭其濂编《鼠疫》，陈继武编《鼠疫要览》；姚昶绪编《寄生虫病》；顾寿白撰《寄生虫(丛书)》；祖照基编《粪便之检查法》；北平中华医学杂志社出版过许雨阶著《我国疟疾问题》；冯兰洲著《厦门之疟疾及其传染之研究》，李涛著《我国疟疾考》。此外还有，洪式闾著《杭州之疟疾》；陈耀曾编《人体寄生虫》；姚永政著《漳气病之研究其一：贵州及广西边界瘴气病之真相》；王福益、李辉汉撰《实用人体寄生虫学》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