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证候实质研究

证候实质研究的发展。吕维柏认为，辨证论治与对症治疗的区别在前者治疗时针对体现整体变化的“证”，后者则针对症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认识层次上后者较浅，属于感性认识；前者较深，有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深入到事物内部规律的认识阶段。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中西医结合科研以临床实验性描述研究为主，西医诊断，中医药治疗或联合用药，按西医指标观察疗效；1958年以前，中医临床研究侧重于单验方研究。辨证论治虽被广泛运用，但没有被科学地研究过。辨证论治的科学研究开始于1958年，那时候第一批西学中班学员毕业，并开始了其对中医学的科研工作。

六十到七十年代开始采用西医诊断，临床上辨证分型治疗的方式，并开展实验研究，这种科研模式至八十年代初一直是中西医结合科研的主体，在骨折研究，针麻和经络研究，血液病研究，慢性支气管炎研究，急腹症研究，肿瘤研究，急症研究等领域中得到体现；并总结出“肯定现象，掌握规律，提高疗效，阐明本质”的科研程序。以血瘀证和脏象生理学研究和证候实质研究为代表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诊法研究起源于七十年代，而在八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从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性质看，五、六十年代实验研究人员以西学中医务人员为主，七十年代末以后则和中医中药人员并重。

八十年代中，证候研究列入中医“七五”攻关课题，本领域引起中医界广泛重视。其研究复盖面广，据不全统计，全国除三省一个自治区外，约26个自治区及解放军共计百多个单位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其重点地区为：上海、北京、辽宁、吉林、广东、福建、贵州等。

此期间获得较大数量的成果如：“肾阳虚证的下丘脑—垂体—甲状腺、性腺、肾上腺皮质轴功能的对比观察”，“性激素在男性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中的变化和中医虚证（肾虚）的联系以及应用不同的中医治疗方法的效果”，“肾虚证β肾上腺素受体M胆碱受体环核苷酸系统的关系及某些滋阴助阳药的调整作用”，“中医‘肾主耳’理论的实验研究”，“补肾法对老年男性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作用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脾主运化’的实验研究和健脾益气法则的作用探讨”，“脾虚型重症肌无力临床及实验研究”，“脾虚型萎缩性胃炎临床及实验研究”，“重症肌无力脾虚证型的辨证论治、疗效和治疗机理研究”，“瘀血与衰老的关系——衡法Ⅱ号抗衰老的临床和实验研究”，“高原低氧环境与气虚、血瘀证关系的研究及高原中药防治气虚、血瘀证疗效分析”，“血瘀证证型研究”，“肝阳上亢证的研究”，“肝瘀气滞血瘀临床和实验研究”，“心气虚的实质及生脉散对左心室功能作用的研究”，“心气虚证的临床辨证规律及党参、黄芪治疗作用研究”，“阴阳计量辨证模型与辨识软件系统”，“劳倦饥饱致脾虚动物模型研究”，“痹证的实验模型与现代病理基础研究”，“中医气血理论指导冠心病治疗的临床及实验研究”，“气血相关理论及其在冠心病治疗中的作用”等。